杂说方言

　　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。书同文，然各地语不同音。一位留学生中文程度相当不错，不仅能够自由谈话，亦能翻阅中文报纸。可假期一出北京城，就听不懂外地的方言普通话。回校后，要求补习方言普通话，弄得语言学院的老师不知如何是好。就是要教，又该授以何地方言呢?

　　戊戍时期，光绪召见梁启超，梁启超的粤方言将“考”说成“好”，把“高”说成“古”，光绪圣耳垂听仍闹不明白。一次政协会上，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土音浓重，大家听不懂，只好请人翻译。竺先生慨曰：“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!”

　　沈从文长期居京，然乡音难改，湘西味儿特重。他到美国讲学，其连襟、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，常有听不懂之处，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进行转译。沈从文另一位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，一次他对沈夫人张兆和说：“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。”不料，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回道：“我只有一成听不懂!”

　　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，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“地域身份证”。一个外乡人，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，遭受一点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。这不，本人在杭州“打的”，就绝不说普通话;到了上海，则尽量说沪话;到了北方，便操普通话。说起来，我很有点怕去川鄂湘粤，为的是不会说那些地方的方言，生怕被“杀猪”。当年上海人特别“海威”，沪语便带上一股优越感。就是上山下乡在遥远的大兴安岭帐篷里，上海知青时不时还要掼过来一句“阿拉大上海，侬伲小杭州”，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。不过，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问题。工业革命后，英国的炮舰厉害，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“走向世界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粤省得地理之便、占先行之利。“想发财，上广东”，一时了得。于是，粤语也很有点吃香了。“洒洒水啦”、“毛毛雨啦”、“炖母鸡啦”(对不起)，到处可闻，火车上、机场里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，自我感觉也特好。近日得知，粤语还存“夺嫡”之心哩!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：民国初年审定“国音”，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。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“闯”进了学术圈，得到某些港籍语言学者的附和。从社会学角度来说，这种“一票之差的惋惜”其实隐含了“方言优越感”。二战后，香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，超过了原来远为发达的上海。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。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，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的喜欢。

　　形形色色的方言，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。各地的方言土语，有时好笑，有时增趣，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像不到的局面。当然，无论跑到何方圣土，本人还是十分热衷于学上一两句当地的代表性方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